全球化下的公共卫生：变化与挑战  
 

在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不断提速戏剧性地改变了全球的疾病谱。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催生并加快了各种社会与经济巨变。经济一体化、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人口迁徙、社会分化、环境退化乃至气候变暖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当今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公共卫生风险。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亦称慢性病）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伴随因传染病身亡者人数的急剧下降，更多人得以迈入老年期；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推进，心脏病、中风、癌症和糖尿病等发达国家常见的疾病，也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滋生并攀升。

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的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世界紧密交往互动的今天，一些疫病屡屡经由国际航线迅速蔓延扩散。每年搭乘全球航空公司航班的乘客多达20余亿人次，而病毒也得以在极短时间内快速由一国传播到另一国，因而可能将疾病和死亡风险带到地球每个洲的每个角落。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各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频繁造访人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发传染病快速国际传播的又一例证。恰逢岁末年初这个时间节点，大规模人口迁徙叠加便捷的国际旅行，疫情借由全球化的交通运输网络急速波及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再一次警示人类，迎战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将是长期的挑战。

传染性疾病的威胁

由于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公共卫生干预，全球范围内传统传染病的发病和死亡负担已大为降低。虽然人类曾长期惨遭天花、流感、疟疾等古老病种的蹂躏，但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些新疫苗相继问世。20世纪50年代小儿麻痹症疫苗问世。20世纪60年代有了麻疹疫苗。到1979年，人类终于将天花赶出了地球。通过各种大张旗鼓的计划免疫活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儿童受惠于疫苗的免疫保护，其中主要包括卡介苗、脊髓灰质炎、麻疹、腮腺炎、风疹以及百白破三联疫苗（百日咳、白喉、新生儿破伤风三种疫苗的联合制剂）等。具有神奇功效的疫苗成为遏制传染病并造福全人类的最为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之一。同时，抗生素的发明和普遍使用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如此，一些传统的传染病并未在地球上绝迹。譬如，人类迄今仍未攻克结核耐药性（含耐多药结核和广泛耐药结核）的挑战，耐药患者的医疗负担依旧十分沉重；全球每年还约有100万人死于疟疾，但至今尚无新疫苗可以彻底根除该顽疾；此外，病毒性乙肝和丙肝等的侵扰亦不容忽视。

除了结核病和疟疾等传统传染病，诸如艾滋病、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及禽流感等更具传播力的新型传染病，也有可能从地方性瘟疫演变成为全球灾难，从而对全人类构成更大的威胁。导致艾滋病（AIDS）的HIV病毒便是当代新发传染病跨境越洋传播的一个典型例证。1982年，HIV在美国首次被发现，艾滋病的触角逐渐深入世界各个角落。尽管控制HIV病毒传染及防止HIV转化为AIDS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应运而生并获取了许可，但艾滋病每年仍夺走数十万人的生命。人口的全球流动为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

更令人忧虑的是，重大突发性新型传染病的大举进犯依然难以逆料。无国界的病毒会借助于四通八达的环球航线漂洋过海，传遍所有大陆。2002-2003年蔓延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SARS疫情引起全世界的警惕。此后，世界卫生组织专门特设了国际专家构成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突发事件委员会。继SARS之后，H7N9禽流感、甲型H1N1（即“猪流感”）及埃博拉病毒等接踵而至。除了正在持续肆虐的新冠肺炎之外，自2009年以来的短短十年时间里，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宣布过五起重大的“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它们分别是：2009年甲型H1N1流感、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2015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2016年的寨卡病毒疫情以及2018-2019年首发刚果的埃博拉疫情。

与新世纪之初不同的是，如今，全球各地往来更加密切，紧密依存，国际旅游和商务活动愈益频繁。以我国为例，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官方数据，2019年，中国边检机关检查的出入境人员高达6.7亿人次——这与17年前SARS疫情时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波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数千人死亡。其中，韩国、意大利、伊朗成为中国境外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国家。瑞士也发现了确诊病例，这意味着疫情已来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家门口”。